道衍

道衍
  • 姓名:道衍
  • 别名:姚广孝
  • 性别:
  • 国籍:
  • 出生地:长洲(今江苏苏州)人
  • 出生日期:1335年
  • 逝世日期:1418年
  • 民族族群:
  • 主要作品:

道衍(1335年-1418年),明初诸禅僧中,在朝政与当时社会中影响最广泛、褒贬最不一、形象最传奇者,莫过于道衍禅师(亦即姚广孝)。鉴于其一生经历的复杂性,明代有关道衍传记的撰著,从不同角度记录道衍之为禅僧、术士、名臣、法师等肖像的若干面相。这些肖像,乃是相关时代的历史产物。明成祖之所作《神僧传》,或许即有道衍的影子吧。毕竟道衍合禅僧、术士、名臣等多重身份于一体。


(一)作为禅僧的道衍


在《增集续传灯录》、《续指月录》等明代禅宗文献中,记录了道衍之为禅僧的弘法经历。


道衍[1],乳名天禧,字斯道,别号逃虚子,又号普庆,长洲(今江苏苏州)相城人,俗姓姚。年十四,出家于相城妙智庵为沙弥。好读书,工诗文。年十八,礼宗传为师披削,法名道衍。方从北禅虚白亮公习天台教观,未契于心。年近三十,参径山愚庵智及和尚(1211—1378),咨叩禅要,尽得心髓,并司记室三年。据史载,道衍“自是往来十余年尽得旨要,声誉洋洋聿起江海间”[2]。


离开径山后,道衍尝主持临安普庆寺,迁杭州天龙寺,再住嘉定留光寺。尝自题肖像曰:“看破芭蕉拄杖子,等闲彻骨露风流。有时摇动龟毛拂,直得虚空笑点头。”②


道衍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,其禅僧形象主要展现于元末时期,但人生转折始于明王朝的肇立。道衍与灵隐空叟忻悟,同嗣法于径山愚庵智及。洪武元年(1368)的蒋山普荐法会,智及禅师即在受邀之列。洪武十五年(1382),道衍被僧录司选为庆寿寺住持。身为径山寺住持的文琇禅师,在其编撰《增续传灯录》时,甚至称“皇上当潜龙时,重师道学,每召入内府,必茗饍问辩,屡锡楮镪黄白之物。无虚月,众集如云,法席一振”③。尽管身为禅师,道衍却无《语录》存世。《增集续传灯录》收录了道衍上堂法语数则。明成祖曾称许道衍的佛学造诣,称“潜心内典,得其阃奥;发挥激昂,广博敷畅;波澜老成,大振宗风”[3]。仍归之为禅僧之列。


(二) 作为术士的道衍


在元明佛教历史文献《释氏稽古略续集》及世俗的传记文献中,则提供了道衍之为术士的活动肖像。


据《明史》本传载,道衍出身于医家,却不愿随父习医。这种家庭背景似乎暗示了道衍巫医一体的潜质,导致他早年即师事道士席应真,修习博杂多能的“阴阳术数之学”。《释氏稽古略续集》载其“遇异人传术,能知人休咎,及善术数之学”[4]。道衍研习阴阳、卜卦、相命和堪與之学,甚至还对兵法、谋略下过工夫。道衍别号“逃虚子”,更是让人感到其所受的道家方术影响。在元末明初的动荡环境下,拥有“异术”意味着拥有更多应付世运无常变迁的可能性。刘基、周济颠等人,即是这一时代出现的典型人物。正惟如此,幻轮评论说:“姚广孝之遇文皇,犹刘基之遇太祖,皆佐命天界,非偶然也。”[5]


出家为僧后,道衍尝游河南嵩山,遇相士袁珙(字廷玉)。袁氏相道衍之面,称“是何异僧,目三角,形如病虎,性必嗜杀,刘秉忠流也”[6]。刘秉忠,法名子聪,别号藏春子,是宋末元初的一位临济宗僧,后因辅佐元世祖平定天下而博得大名。终其一生,道衍对于刘秉忠的人生选择,甚表认同,尝谒北京刘氏墓,并赋诗称:“良骥色同群,至人迹混俗。知己苟不遇,终世不怨雠……一朝风云会,君臣自心腹。大业计已成,勋名照简牍。”[7]这与其说是对刘秉忠之行的感叹,倒不如说是自身际遇的写照。


《明史》本传对于道衍的方术亦多有记载。


(三) 作为名臣的道衍


道衍一生的传奇性,既为其博得“黑衣宰相”之名,又为是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的人物。道衍本质上是属于元末明初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。元末的佛教寺院,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。社会的动荡不安,使自小喜于进取的道衍萌生功名利禄之心。据载,道衍出家的动机,即因“见僧官驺从之盛”,故试图通过学佛而扬名天下,“以显父母”。但年至四十开外而事业无成,乃云游胜迹以舒胸臆。他曾游中州嵩山寺,遇相者袁珙,袁相他是“性必嗜杀”的“异僧”,属“刘秉忠之流”的人物。归途中,他登京口北固山,即景赋诗怀古,抒发政治抱负,云“肃梁事业今何在,北固青青眼倦看”[8]。道衍一生,是纠缠于如何把护法与护世融为一体的一生。


洪武年间,崇信佛法的朱元璋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,经僧录司左善世宗泐推荐,道衍被选为燕王朱棣的僧人顾问。据记载,二人相见,“语甚合,请以从”[9],遂随从至北京,住持庆禅寺,成为燕王的心腹谋士。由于道衍与明成祖关系非同一般,其一生行事褒贬不一,颇显引人注目。


建文元年(1399),朱棣在道衍策划下,发动“靖难之役”,推翻惠帝,自承大统,是为明成祖。“成祖即帝位,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。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,独道衍定策起兵。及帝转战山东、河北,在军三年,或旋或否,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。道衍未尝临战阵,然帝用兵有天下,道衍力为多,论功以为第一。”[10]永乐二年(1404)四月,拜资善大夫、太子少师。复其俗姓姚,赐名广孝。成祖欲让道衍蓄发还俗,罢道辅政,并赐其第及宫女两人,皆不肯受。终其显赫一生,道衍常居僧寺,冠带而朝,退而缁衣。身为资善大夫,贵为太子少师,道衍却显益于一介禅僧的精进本色,“清修自如而淡薄,禅诵比旧益加”[11]。“蓄一大鸡,每鸡一号,即起朗然诵经。”[12]


永乐十六年(1418)3月28日,道衍敛衽趺坐而逝于北京。成祖闻悉,特地辍视朝三日以示哀悼。并命有司为治丧葬,追封荣国公,谥恭清,遣官赐祭。


道衍工诗文,撰有《逃虚子集》,现收于《四库存目丛书》,所著有《道余录》等行世。


道衍复杂而堪称传奇的生平经历,为后世传记著者留下一道难题。仅就称谓而言,或称“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”,或称“长洲广孝斯道道衍禅师”等。在世书文献中,则径称“姚广孝”。在禅史灯录中,又称“惟姚少师,系径山及法嗣,出世普庆,迁天龙,唱道甚久,且其得官后,励道益坚,仍从嗣法,称少师斯道衍禅师”。[13]


(四) 作为护教法师的道衍


道衍所经历的一生,绝非为纯粹的一介禅衲,晚年更似一位护教法师。因此,对于道衍的功过褒贬不一,实属常事。


晚明的云栖袾宏就是道衍的推崇者之一。


袾宏在其《竹窗二笔》上收录了同题为《姚少师》的二篇短评,称许道衍之行化,并力主为其辩护。其一称:“姚少师作《佛法不可灭论》,谓儒道二教,法天制用,不敢违天。佛之为教,诸天奉行,不敢违佛。此虽阚泽语,非少师不能阐也。又少师位极三公,衣仅一衲,不改僧相,以终其身,岂常情所易窥测乎?特不似佛图澄示现神通。然图澄当乱世,乃假通以显化。少师值真主,无俟于通,安知非能之而不为也……世未有知其深者,因发之。”[14]


其二,袾宏为姚氏的世俗经历辩护说:“或谓少师佐命,杀业甚多,奚取焉?然所取于少师者有三:以其贵极人臣,而不改僧相;二以其功成退隐,而明哲保身;三以其赞叹佛乘,而具正知见。杀业非所论也。虽然少师曾靖难中,启奏方孝儒贤者,慎勿加害。即此一言,功过可相准矣。吾是以取之。”[15]


在《普劝为人修念佛》一文,袾宏还提到道衍《善人咏》为修行者必读的国朝经典。在《劝修净土代言》,再次提及道衍《净土善人咏》一卷。


在对道衍的评价中,袾宏突出肯定了道衍虽身居高官之位,却能终其一生都保持佛门僧徒的身份。“位极三公,衣仅一衲,不改僧相,以终其身”,这无疑是其远过常人之处。至于道衍在《道余录》所阐述了儒佛之辨,“赞叹佛乘,而具正知见”,显然表达了道衍的护法维教的法师立场。最为难能可贵的是,道衍能够做到“功成退隐,而明哲保身”,更显其过人识见。


除云栖袾宏外,李贽亦对道衍禅师颇为推崇。由于嘉靖皇帝废除姚广孝配祀明成祖庙,其著作亦渐被遗忘。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七十五岁的李贽,在其去世前一年,仍在访求道衍禅师的遗书、遗像。他尝称,“俯仰慨慕,欲涕者久之。以为我国家二百余年来,休养生息,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,人忘其战争,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”[16]。《道余录》正是在李贽的校阅下,终于万历四十七年(1619)由钱谦益重刊,并于康熙五年(1666)收录于嘉兴藏中,流传至今。


作为大慧忠孝佛性论的追随者,在道衍晚年所著的《道余录》中,基于儒释一致论,展开对程朱排佛言论的反驳。


道衍最后完成的撰述(1412年,道衍时年七十八岁)《道余录》,也是他自径山参禅以来就开始留意的著作。在其序言中,他解释了撰述此著的缘由说:“余曩为僧时,时值元季兵乱。年近三十,从愚庵及和尚于径山习禅学,暇则披阅内外典籍,以资才识。因观河南二程先生《遗书》,及新安晦庵朱先生《语录》。三先生皆生赵宋,传圣人千载不传之学,可谓间世之英杰,为世之真儒也。三先生因辅名教,惟以攘斥佛、老为心……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,不知佛之底蕴,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……二程先生《遗书》中有二十八条,晦庵先生《语录》中有二十一条,极为谬诞。余不揣,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。岂敢言与三先生辩也,不得已也!”[17]


值得注意的是,道衍为佛教所作的辩护,首先是从出世不离世间的立场阐释儒佛之学的同一性,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“自私”、“独善”等的批评。在性体论上,佛法的“妙真如性”实同于“性即理”;在成圣论上,佛教与儒家皆属于成圣之学,完全可以“并行而不悖”,“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,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。当知世间、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”[18]。


为了阐述佛教的护世性,道衍进一步批驳宋儒一再宣称的佛教“绝伦类”、放弃“忠孝仁义”之说,这同样贯彻其出世不离世间之说。“夫佛之学,有出家在家之分焉。出家者为比丘,割爱辞亲,剃发染衣,从佛学道。在家者为居士,君臣父子,夫妇兄弟,此等事何尝无之?……佛法来中国已二千余年,山河社稷,国土人民,君臣父子,相生相养之事,何曾断绝!”[19]如大慧宗杲为,虽身在丛林,但不忘世事,实践忠孝之道,以至受秦桧之流迫害,“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”。


围绕道衍《道余录》,历史有诸多议论,其评判立场甚至截然相反。如《明史》本传述及此著时,公然称:“颇毁先儒,识者鄙焉。”[20]曾与道衍共同参与《永乐大典》编撰的张洪,其反应则更激烈,“但见《道余录》即焚之,不使人恶之也”[21]。如果说这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个性立场,那么《明太宗实录》中公然诋毁《道余录》,则是官方的严肃立场。


《道余录》的撰著体例,主要是通过摘引宋儒三位大家的语录,以“逃虚子曰”的形式加以评议。随着明代儒佛交涉的深入,在学佛以知儒、学儒以知佛而达儒佛俱显的晚明思潮中,《道余录》因其辨析儒佛关系,而在王阳明良知心学兴盛一时的晚明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,远及清初时期。如顾炎武即把道衍与王阳明相提并论,称“少师之才,不下于文成,而不能行其说者,少师当道德一、风俗同之日,而文成在世道衰微、邪说又作之日也”[22]。顾氏的评判立场,较注重道衍的世功勋业,几乎没有注意到作为禅僧的道衍之于心性修炼的作用。


随着《嘉兴藏》的流传,《道余录》也得以流传到东瀛日本。1666年,《道余录》和刻本在日本刊行,并附有黄檗宗僧南源性派的跋文。性派之跋,对于道衍禅师所作的评价,几乎是袾宏之论的翻版。其文称:“少师负一世独秉之资……位极三公,而依仅一衲。每博极岁修典坟,尤留神于儒释一贯之旨。故云栖老人,向所推重,谓当代之留侯也。既而因宋儒立言著书,未觑佛之底蕴,多从一己之偏,殊阙至公之鉴,往往专以攘诋佛老为心。甚至乖违正理,流入邪途,诚可怖畏。由是少师悯之,攀条据理,逐一剖析,妙适机宜,彰明检实,诚破昏之慧炬也……可谓有功于教化矣。今世之称儒者,诚鉴未必如少师,勋业未必如少师,无论佛之底蕴,即孔氏渊源,犹未识真,每窃宋人之糟粕,当己功能,徒争门墙、虚饰局面而已。安知存心养性之道、明心见性之旨哉!”[23]


道衍之于明成祖,有如宋濂之于明太祖。在宋濂看来,护世不离护法;在道衍看来,护法更应护世。在云栖袾宏晚年所辑录的《宋文宪公护法录》序文中,钱谦益比较二人称:“抑岂知其(指宋濂,引者注)夙受付嘱,开华严法界于阎浮提,其为云龙风虎,又有大焉者乎?姚恭靖(姚广孝之谥号,引者注)之于成祖,閟现稍异,要皆后天奉时,佐二祖以章明佛乘”[24]。


姚广孝颇具文学才能,诗文俱佳。他参与《永乐大典》的修撰活动,并撰写了著名的《诸上善人咏》,称颂了一百二十三位往生净土的修行贤士。此外,尚有《净土简要录》,这是一篇有关净土修行的论述。这两部著作都完成于同一年(1381),并被收于佛教大藏经中。